《大凌河传》 邸玉超 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2017
索书号 ：K928.42/4080
本书是我市作家邸玉超创作的游记体散文。该书被评为辽宁省作家协会第三届重点扶持作品的4部作品之一，入选了“2018年辽宁省全民阅读书目”。本书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以大凌河为脉络，重点介绍大凌河的源头流向、沿岸的历史文化、近年来大凌河及其流域的治理成果、生态状况等；另一部分是徒步大凌河的日志，详实记录了大凌河的现状和徒步经历。此书内容丰富，史料详实，视野广阔，考察深入细致，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反映大凌河历史与现状的著作。
(节选)
“猎羊人”的神秘世界
2015年7月1日，笔者徒步大凌河来到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此前的2012年4月30日，笔者曾专程到大凌河畔的喀左县水泉镇鸽子洞古人类遗址考察。
站在山崖下的洞中，俯瞰水面宽阔、波光粼粼的大凌河，仿佛穿越时光之水，回到远古。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一缕春风从耳际掠过，如同悦耳的鸽哨。
逐水而行，伴河而居，是人类被逼出来的智慧。鸽子洞人也是如此。鸽子洞遗址位于紧靠大凌河的西汤山的悬崖陡壁之上，洞口距大凌河面仅35米。主洞面积为18平方米，洞口面向东南，洞内光线充足，可防风遮雨，外散炊烟。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发现有厚达50厘米的灰烬层，证明鸽子洞人早已学会用火、保留火种，而且掌握了取火技术。出土旧石器300余件，其中打制石器72件；古代动物化石30余种；发掘出4件人骨化石，有乳突、膑骨、枕骨和一颗完整的小孩门齿化石。其出土材料之丰富，种属之多是罕见的。据1981年的一份资料统计，辽宁省境内发现有明确出土层位的旧石器共428件，其中出自鸽子洞的石器就达300余件。
从出土的动物化石看，既有食肉动物又有食草动物，主要有达呼尔鼠兔、硕旱獭、简田鼠、直隶狼、虎、豹、野马、岩羊、鹿等。其中烧骨中以羚羊化石最多，说明鸽子洞人以猎取羚羊为主，所以鸽子洞人也称“猎羊人”。
研究者从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上分析，鸽子洞旧石器要比北京猿人石器进步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物，距今约有10多万年的历史。鸽子洞遗址是迄今辽西大凌河流域最早的古人类居住地，被誉为辽宁旧石器时代活化石，被联合国科学文化组织列为科研第四号。鸽子洞之火，照亮了东北大地人类历史的进程。
图为临水而居 |
《世界上古史纲》认为：“现代人化石及文化遗址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南北各地都有：山顶洞人、柳江人、资阳人、来宾麒麟山人、河套人以及东北的建平人等等。中国东北人类化石的发现，以及旧石器文化（鸽子洞文化）的存在，为人类文化由华北到西伯利亚，到美洲，初步找到了线索和脚印。”
五万年后，在大凌河流域出现了另一原始人群——“建平人”。他们在体质特征上基本脱离了原始性，与现代人无多大区别，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把他们称之为“新人”：“如云南丽江、路南，四川汉源，辽宁喀左、凌源以及青藏高原的一些地方，都发现了那时人们的文化遗迹。”（1976年版《中国史稿》第一册）那时候，原始农业尚未出现，他们仍然依靠渔猎和采集过日子。 在经过短暂的时间节点的空白后，中华文明的精彩大幕终于在大凌河畔徐徐拉开。
红山人的神圣王国
2015年6月30日，笔者徒步大凌河来到喀左县兴隆庄镇章京营子村东山嘴村民组，考察红山文化遗址——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址。遗址坐落在山梁正中一个平缓突起的台地上，大凌河从山嘴下奔流而过，马架子山和大山山口隔河与其遥遥相对，中间则是一望无际的大凌河河川，群山环绕，气势雄伟。
外地人可能知道牛河梁，但未必听说过东山嘴，其实，东山嘴的红山女神，是最早向世人露出蒙娜丽莎般微笑的红山人。早在1979年5月，辽宁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县东山嘴村的一片松林下，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这座石建筑遗址石头加工技术和砌筑技术相当讲究，外侧可明显地看出错缝砌法，长条基石是经过打磨的，棱角突出，表面光滑。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祭坛和方形祭坛，总体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据考古学家朱达讲，这种反映中国传统建筑特色的建筑群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
图为东山嘴遗址 |
但是，在偌大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中，会不会有更大、更完整的祭祀遗址呢？这一神秘面纱，两年后在牛河梁被陆续揭开。
2014年5月27日，笔者来到凌源与建平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所在地。与以往不同的是，眼前神奇地呈现了一座令人赞叹的地标性建筑：“玉龙”形展馆。
这座祭坛·积石冢陈列馆（第二地点保护工程）为庞大的可逆钢框架结构，建筑面积7200平方米，高18米。展馆外形像一只变形的“玉猪龙”，建筑风格与女神庙陈列馆的消隐式相反，是张扬式的，远观似跃动欲飞的玉猪龙，也像抛出的飞碟，棚顶曲面与远山轮廓线自然结合，契合了遗址周边地域的大地景观。
牛河梁国家考古大遗址公园一期建设资金5.26亿元。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的女神庙陈列馆（第一地点保护工程）2010年已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祭坛和积石冢保护展示棚、建筑面积7169平方米的博物馆和管理研究中心等，以及配套基础设施也已经完工。牛河梁遗址已经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今天的牛河梁，完全掩映在自然与人文的双重保护之中，成为一处庄严、静谧的中华文明凭吊地。
前一时期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普通人听来，不啻于听天书。最近连看了几本考古著作，有考古界泰斗苏秉奇先生的《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寻根记》，有郭大顺先生的《龙出辽河源》，还有于明先生的《红山文化》。苏先生说，文化史和文明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原始文化即史前文化可以上溯到100万年前，而文明史则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5000年文明史，但长期以来一直未找到5000年前文明起源的实证。传统的文学史观中华文明史只是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考古学的物证也是把距今4000年前的文化作为文明的起点。尤其是外国的一些历史学家，根本不承认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那么，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考古物证究竟在哪里呢？
就在辽宁朝阳那一片神奇古老的土地上，在大凌河谷的牛河梁上。
人对自己的历史，对人本身总是充满好奇，心存疑惑，而这种对未知的探索引导着我们走向豁然开朗的新天地。
笔者最早一次到牛河梁是在1985年夏天，是与朝阳长征轮胎厂“凤凰诗社”的吴向阳、潘佳斌、梁永纯、田玉纯4位文友一起到牛河梁采风。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嶙峋沟壑中，我
们寻找到五千年前的彩陶，并夜宿牛河梁。望着深邃无穷的天宇，聆听无边的飒飒松风，我们仿佛回到了五千年前。笔者而今仍然保存着那片珍贵的彩陶，那是一片凝固的时间，那是一段鲜活的历史。
那个夏天还作了两首小诗，其中一首是《夜宿牛河梁》：有松涛打湿耳壁/有野兽云缝间出没/ 石头都睁着圆圆的眼睛/河水从头顶涌过/牛河梁 牛河梁/你没有沉睡我更不能沉睡/ 有河床而无水是一种痛苦/ 我 不能这样被后人挖掘。
2004年9月5日，陪同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王旭烽等中国作家采风团成员参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王旭烽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又是对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所研究的浙江人，因此对牛河梁红山文化有浓厚兴趣。她从遗址边拣一块小石片，爱惜地摩擦着说：“这可能是五千多年前的祖先用过的呢。”我把捡到的一块陶片递给她，她爱不释手。
不久，她撰写的文章《塞外的玉猪龙与江南的双飞鸟》发表了。作家自有作家思考问题的角度，她写到：“同样是猪，我的故乡河姆渡文化遗存中的陶罐上也出现过。都说江南秀美，可刻在黑陶上的这头江南的猪看上去实在没有红山文化上那头玉猪龙艺术含量高。从形体上看，河姆渡猪更趋向于野猪，而红山文化玉猪龙则被认作为龙的一种。是否可以说，江南的河姆渡瓦猪是源于生活，而塞外的红山玉猪龙已经高于生活。”她对文山文化的赞美是由衷的。
散文作家素素对红山文化也情有独钟。她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独语东北》，首篇就是写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她写红山女神：“她让我一下子望见了中华民族早期原始艺术的高峰，望见了原始宗教庄严而隆重的仪式。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五千五百年前的人们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原来，辽西是因为有了她，而成了一条更大的河之源。”“只有母性，才会把那么久远的美丽完好地庇护到现在。但是，女神那如蒙娜丽莎一样神秘的微笑，如今有几人能破译？”
作家依赖的是思想，是感觉的真实；而考古学家只相信田野，相信田野下的原始真实。
那片原野下的发现，距今已有一个世纪的时光。
1906年，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受聘于喀喇沁王府任教期间，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回日本后撰写了《蒙古旅行》和《东蒙的原始居民》，成为红山文化最早的考察者。
图为考古专家王来柱为来自天津的作家刘洁讲解红山文化 |
新中国之初的1955年，考古学家尹达在他的专著《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根据梁思永的意见，专门列出一章《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正式将这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
此后二十多年，考古专家们虽然多次在此进行考察挖掘，但并没有太大的考古发现。直到1981年4月，郭大顺等考古专家在大凌河支流牤牛河岸的牛河梁发现红山文化墓地（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第一号冢第1号墓），红山文化考古才有了重大转机和突破。
在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1号墓两年之后的1983年，辽宁考古队再次来到牛河梁，住进了马家沟。经过实地调查，考古工作者们惊讶地发现，这里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星罗棋布。“牛河梁庙、冢等红山文化遗迹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宏大、遗物之丰富，都是过去所不可想象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更为出人意料的是，红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时期普遍流行的“土坑竖穴式”，而是在墓顶堆满石头的“积石冢”，随葬品唯有玉器，堪称中国史前墓制一绝。
考古人员随之发现的还有祭坛。目前已发现的独立祭坛有3处，即：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南部的圆形祭坛、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双冢间的方形祭坛、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圆形祭坛。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最为典型。
不久，又一个惊喜与考古专家不期而遇：1983年10月，考古专家们在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附近试掘时，意外地发现了女神庙。据《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原载《文物》1986年第8期）报告：“女神庙位于‘平台’南侧18米，现地面自然坡度10°。它是继1981年发现牛Ⅱ地点以后，于1983年10月发现的。当时在牛Ⅱ附近进行考古调查，至凌源县欺天林场大杖子工区林带内北山冲沟，发现红烧土和泥塑人像的鼻、耳、乳房和四肢等残块。以此为线索，仅揭去冲沟东部山坡0.25-0.5米厚的表土，庙址的平面范围就基本露出，表层散布大量红烧土块（墙壁残块）。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单室在南，为附属建筑，间隔2.05米，约在一中轴线上，方向北偏东20°。多室建筑址(编号牛I JIB)南北总长18.4米、东西残存最宽6.9米，结构较复杂，包含一个主室和几个相连的侧室、前后室。单室建筑址（编号牛IJIA）横长6米、最宽2.65米。”
经过考古工作者三次清理挖掘，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泥塑造像和陶制祭器文物。尤为珍贵的是泥塑人像，她们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或张臂伸手，或曲肘握拳，组成了多彩多姿、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有很高的艺术性。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反映了上古宗教已经发展到很高阶段，步入祖先崇拜。而“猪龙”的出现，意味着原始宗教超越了自然崇拜阶段。考古专家称：早期祭祀遗迹以往在全国鲜见，更不见专门供奉泥塑偶像群的祭祀建筑址。
让人略感遗憾的是，女神庙出土的泥塑群像均为残片，没有完整的人像。考古者期待更大的发现。
1983年10月31日清晨，阳光明媚，云淡风轻，牛河梁周围亚洲最大面积的黑松林笼罩在朦胧雾霭中。这天，考古队员们早早地来到女神庙建筑遗址，继续前一天的试掘。突然，忙碌的现场瞬间沉寂下来，在散落的人体陶件中，一个完整的女性头像呈现在人们面前。
几年后，笔者通过照片和仿制品对这尊泥塑女神头像有了深刻印象。女神头像如真人头部一般大小，面部保存基本完好。她那方圆形的扁脸，突起的颧骨以及斜立的眼，低而短的鼻，长而薄的唇，都显示出蒙古人种的特征。隆起的额部，圆润的面部，小而纤细的耳，尖而圆的下颏，显示着女性的美丽。这个头像含有相当丰富而微妙的表情，富于动感。嘴角圆而上翘，好像要说话的样子，流露出一种“蒙娜丽莎”式的神秘感。面颊随嘴部掀动而起伏变化，颇具节奏感。尤其是眼球的处理，深深嵌入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富生命力并高度神化的女性头像，是古人的艺术杰作。
从出土的红山女神塑像可以看出，红山先民已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进入到较高级的等级观念。从积石冢中心大墓和随葬品玉器的多寡和品位的不同，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观念。所以这些都证明，原始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即中国文明起源的“古国”阶段。
牛河梁红山文化告诉世界：生活在朝阳大地上的先祖，在榛莽中开拓，在自然中抗争，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迈进人类文明社会的门槛，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
关于牛河梁红山文化，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有一系列权威论述。
——“几年以后，果然在相距（喀左东山嘴）几十千米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相继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多处积石冢群，以及一座类似城堡的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发现了一个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头塑以及大小不等、年龄不同的成批女性裸体泥塑残块及多种动物形玉、石雕刻，特别是几种形体不同的‘玉雕龙’。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址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根（祖先）、自己的标志。两者出现或形成的时间约当距今六七千年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仰韶文化的一种标志是玫瑰花（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而红山文化的一种标志是龙或仅龙鳞。”“华（花）和龙最早分别出现在距今六七千年间的华山脚下和燕山之北，而两者的根（祖先）的成长时间则在当地距今七八千年间，产生的时间同步、条件相似，追根究底尽管我们不能说两者从开始就是‘一家人’，但却可以承认这件事实本身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亚大陆了。”（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龙出凌河源，龙腾大凌河。我们是“华人”,是“龙的传人”。
然而，红山人在经过五百余年辉煌的古国时代之后，却突然从大凌河谷销声匿迹了，留给我们无数待解的谜团：红山人的“宗教区”与居住区为什么相距那么远？（现已发现的集中居住群落在赤峰红山附近、或者散落在一百千米外的朝阳市附近）牛河梁“古国都”附近为什么至今未发现大规模村落遗址？红山人与后来的“夏家人”为什么不是一脉相承的族人？红山人又去了哪里？……
历史的最大魅力就是它永远葆有秘不示人的密码留给我们破译，永远有深深浅浅的谜题等待我们去破解。
“夏家人”的神奇水井
大凌河滔滔东逝水。继红山人之后，另一群大凌河人开始活跃在大辽西的历史舞台。
2015年春天，笔者曾骑自行车西行出朝阳城，来到龙城区七道泉子镇上河首村西三家村民组北山，在我们祖先的村庄里，隔空对话。
十年前的2005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大凌河畔——七道泉子镇上河首村西三家村民组北山坡发掘出保存较完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村落遗址。发现古房址、石筑穴、灰坑等遗迹180余处，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等文物1000余件。一个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古代村落遗址呈现在人们面前。
更令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的是，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口古井。朝阳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处的孙国平后来回忆说：当时考古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考古人员突然发掘出了一圈由石头堆砌起来的环形堆砌物，紧接着一米、两米……直到十米多深之后，在场省级文物专家得出结论——这是一口距今3800多年的古人类开凿的水井，属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专家论证会纪要》确定：“西三家遗址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这个遗址中发现的古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首次发现，也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有朝代记载以来最早的古井，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该遗址被评为2005年度辽宁省十大考古发现。
中国最早的水井是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距今已经7000多年。只不过那时的水井还是木结构，是在低洼处向下挖一米多深，井壁用木头搭建。而西三家“夏家人”的水井已经达到十米深，而且井壁已经是石头砌的。或者，更准确地定位，西三家“夏家人”的水井应该是石砌的“中国第一井”。 目前，古井处于保护性掩埋状态。
可以想见，过着“耕田而食”的定居生活的夏家店人，原先的生活用水，是依靠村边的季节小河，小河干涸时，就要到六七千米外的大凌河取水，用水很不方便。某一天，他们在劳作时突然发现，地表下就有水，于是开始向下挖掘，于是他们喝到了甘甜的地下水。他们因而发明了水井，开始凿井而饮。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进步，是生产力的发展标志，人们从临水而居，开始走向田野深处。此后几千年，这种打井取水方法延续下来，人类的生存空间得以不断扩大。
1972年，在北票市西北16千米的东官营子河与西官营子河之间的东官营子乡三家子村下丰富台沟，考古工作者发现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丰下遗址。发掘出完整房基18座，发现储藏粮食的窖穴15座，这些窖穴分布在房址附近。还出土了石斧、石锄、石铲、石刀、石锛、石杵、石磨盘，以及骨制铲、锥、针等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甚至还有喂猪的石槽子。“夏家人”遗下的动物骨骸，证明当时猪、狗，包括羊，已经是驯养动物了。这些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初，“夏家人”基本上是以农业与畜养为主，过着相当定居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
4000年前后，是辽西地区社会发展的“文明昌盛时期”（苏秉琦语）。“夏家人”和红山人一样，已经学会农耕，我们今天吃的小米，就是红山男人用石器耕种留下的种子，是“夏家”女人教会了后人用石磨把粗糙的谷子碾成金黄小米，再用甘冽的井水煮成香喷喷的小米粥，滋养着一代代大凌河人。
考古学家说，“夏家人”与红山人不是一个种群，笔者不以为然。笔者更愿意相信：创造了高度文明的红山人一部分走向了中原，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一部分留下来，延续着红山人的血脉，创造了“夏家”文化，创造了商文化，我们今天的一切人文历史，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都是那个“老祖母”血脉与灵魂的延续。
我们注定都要回到祖先的河流中去。今天的时髦语：靠谱，原意应该是靠近人类自己祖谱的意思吧？
